其次，在习惯性的观念中，书画家办展，多半是带有一种喜庆成分——除了特殊指定的主题而外，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展览，在所难免。突然一下子涌现出这么多微信展，加剧了某种喜剧效果。在亚里士多德的理解中，喜剧的来源首先是出于低级的“模仿”。也许第一个办“抗疫”展的，会有正面的宣传效果，然而，不计其数的微信展竞相登场，便有了炒作的意味，况且也不能完全排除个别有炒作居心的人，企图“刷存在感”。可以换一个角度来思考，这次疫情具有一定传染性，不便公开集中展示，加上微信的便利和成本低廉，故而展览不绝如缕。试想一下，如果没有传染性因素，没有这么多自媒体，而是另外一种灾害，人员可以公开集中，难道书画家都能去办展？显然不合时宜。

　　再次，精神鼓励当然重要，可以体现某种豪情和决心，但物质援助同样重要。两者皆不可缺，后者可以解决实际问题，因为时间不等人，时间就是生命。

　　有鉴于此，微信展这种形式应该有一个合理的“度”。所谓的“度”，就是在合适的位置上找到合适的时机和合适的形式做合适的事。不能不说，目前普天盖地的微信书画展，已经过多地占用了的信息资源，无助于对疫情的发布和关注。

　　一个是时机。如前所述，主要是治病救人，需要物资。

　　一个是形式。对于书画家来说，最便捷的形式就是书画义卖，捐助款物。

　　值得称赞的是，有一些个人，美术馆和地方书协，已经在捐款捐物。各级书协应该组织发动，保证有序地进行。通过义卖作品来筹款，通过正当途径来实施。名家应该带好头。记得去年底，有人针对“巨额奖金”大放厥词，认为五十万的奖金和明星出场费相比并不算多。这句话如果放到现在，就很明确了，权利和义务、责任应该是对称的，如果能在捐款时也以此为标准，则更让人口服心服。这并不是强求，而是说到公众人物之时偶然想到，最主要的是，每个人只要尽心尽责即可。

　　通过书画家面对此次疫情的做法，本质上反映出一个问题——如何有效地介入社会公共生活？既然是介入社会公共生活，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必须介入，长期以来书画家给人的印象就是，平时经常办展，自娱自乐，春节时突击写点春联，和大众互动，如此而已，留给社会的主要印象，更多像是大玩家，羡风雅、爱谈润格。书画家真正介入社会公共生活，可以有效塑造彼此的精神世界，改变一些看法上的误区。二是如何介入，既然是介入，肯定是双方的，就存在接受方式的问题。如果不能充分考虑这一点，很可能变成一厢情愿，不合时宜，不是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或者说常见的方式甚至是唯一可能的方式就是合理的。

　　近代以来，书画家就有赈灾义卖的优良传统。每当灾难来临，书画家通过半办展义卖来筹款，这一点以“海派”最为典型。历史地看，海派书画是在一种社会转型、政治变革、都市发展和经济开放的综合因素下发展起来的。这其中，经济结构的市场化运作、商品化推介起到了重要的杠杆作用。海派书画家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对于现实的关注和对于民生的关爱，乃至对于灾难的关切，已经从群体意识上升到一种群体实际行动，并从一时一事的参与到日常规范的长期投入，从而组织筹建了专门的协会，使之纳入常规的运作机制，并在策划和实施上使之契约化，在操作推行中实行制度化，这是一种带有现代理念的社会性进步和历史性提升。毫无疑问，这是书画家的责任，也是一种情怀。既适合名家，也适合普通书画家，尤其是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