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理学美学与现代设计伦理
宋代朱熹的理学美学以其审美境界论，在中国传统美学中诚为关照人文的大美学思想。理学美学理论不止是在于传达美的知识，更在于培育和提升人的生存境界。朱熹美学实际上成为对人的生存意义、人格价值和人生境界的探寻和追求，审美境界中心性虚灵和道德提升是其美学的终极关怀。《朱子语类》(卷七五)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是道理。事事物物皆有这个道理。器是形迹，事事物物亦皆有个形迹。有道须有器，有器须有道。物必有则。朱熹既讲道器不离，又讲体用不二。宋代理学对朱熹的理学美学体系的形成提供了具有理性审美本质的思考。“理”在这儿不是知识和逻辑，而是具有开放性、包容性的精神境界和精神气象。朱熹认为，人虽然只有一个心，但这个心却有不同的“知觉”方式。“道心”偏于理性省察，是形上之思，最终走向理学，“人心”偏于感性玩味，是具象之思，最终走向美学。于视觉传达设计而言，设计本体的具象之美如何从泛化的图形游戏到设讨一情境和设计意味的提高，重要的一点是不仅只以悦人的视觉形象直白以物的使用和经济价值，更是传递一种物与人，人与自然的共生和谐关系。寄道于器的传统设计美学观在现在视觉传达中依然是不可摒弃的。
朱熹美学另一个于视觉传达设计产生对话机遇的观点在于《朱子语类》(卷七十八)语:“人心是知觉，口之于味，目之于色，耳之于声底，未是不好，只是危。”这“目之于色，耳之于声”，指的就是审美冲动。而视觉传达中以宣传商品为目的的过渡设计引发的审美冲动，其结果很有可能是资源的浪费和重复购买，如一些过渡的商品包装等，这既违背了设计的“德”，也将造成设计污染。视觉传达设计在考虑到忠实于产品宣传的同时，也应在大环境中起到良陛循环作用，即对审美需求和品味以及购买的正确引导作用。
三、传统造物观与现代设计观
“以少用多”和“由此及彼”似艺术技巧成熟标志，特别在视觉传达设计中，它只能从生活的某一侧面而不能从一切侧面来再现现实。任何形象都是构成整体的一部分，重要的是，它能不能概括其它部分。视觉传达设计中常常有充满画面的掩面特写，一双手，一双眼，一个动态，一个表情，只要选择最富有代表性的现象，而且着重于表现某些特征，就能成为“言简意骇”的好作品。尽管构图简单，却要求表现出一定的、吸引人的意境。在意境中，将作品中要所指的那部分集中处理，触动欣赏者的感观经验，引起联想，进而达成与设计作品的对话交流。“与其令人爱，不如使人思”，这正是好的视觉传达作品所必须具备的品质。
表现意境要有手段，我们称之为“意匠”。“匠”在艺术家心目中有贬义，如常用“匠气”来评价缺乏灵动意韵的作品。但也有褒义，如“匠心独运”。制作、加工手段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作者成就的高低。唐代诗人杜甫说:“意匠惨淡经营中”、“语不惊人死不休”，说明艺术境界的产生一定要有“意匠”的煞费苦心。古代“意匠”具体到工艺品，经过了选材(取精粹部分)，剪裁(去污存清)，夸张(形象装饰)，经营位置(构图)，表现(选择恰当的手法)，这些也都是现代视觉传达设计必须具备的一些创意过程。
同时，传统道器观朴素的功能主义和人本精神，甚至以生态为本的造物观都是今天的现代设计极力宣扬而又难于完善的。以书籍设计而言，古代的书卷纸张柔软、纸色柔和、手感自然，可供人以各种姿势翻阅，并不易造成身体和眼睛疲劳;而装订方式的多样，如线装、蝴蝶装、经折装、卷轴装、连环装等，更以多种方案解决了翻阅和携带的问题，朴素之余，可见其巧，充满了一种自然主义的人文情节和生态关怀。比较之下，现在的书装设计追求华丽的装裱，价格昂贵;大幅的开本，不利于携带;纸张坚挺到甚至划破手指，阅读时由于纸面过于光亮反光和文字与纸张反差太大而导致眼疲劳，过渡的版式设计导致破坏阅读习惯而降低阅读效率。这样的设计虽然表面看起来比传统书籍印刷精良，技术手法多样，却以牺牲良好的功能为代价，成为了不少人的架上品以彰显收藏量而已。
创意始终是设计美学的灵魂核心，然而对创意语境理解的误解和不一致，导致原创在视觉传达设计的一片呼喝声中，部分过激的形成一种矫饰的“原创设计观”。设计创新的泛化只能带来设计的异化，随之而来的就是大量的浪费和畸形的消费。有节制地利用可用资源和有尺度地推广宣传是设计师的美德，同时也是传统造物观的精髓。设计中的科技创新是刚性的，内容创新则是柔性的。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刚柔互补，我们追求的就是将科技、文化、自然以及我们设计师个体的创意高度融合，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设计创新，提升设计品味进而提升产品竞争力，体现人类应有的基本生态伦理和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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