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新媒体对社会的影响已经深入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在目前正确定位新媒体在突发事件应对过程中的角色、功能和作用，为建立和完善突发事件新闻报道机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笔者认为：新媒体将承担更为重要的社会责任，如何以更为专业和有效的传播方式引导舆论，将是新闻传播学界、业界需要共同面对的崭新课题。对于新媒体来讲，要转变传统媒体的思维模式，重新审视自身之使命和新闻价值观，改变精英观念，抛弃话语霸权，参与公共生活，为草根发声，还话语空间予公民，顺应这场新闻传播的变革，并在这场变革中找回公信力及塑造权威形象。

　　关键词：新媒体；突发事件；完善报道机制

　　如今，互联网已经被公认为继电视、广播、纸质媒体之后的“第四媒体”，手机媒体也被冠以“第五媒体”的称号。这些不断涌现的新媒体不仅改变了大众传播中的传者和受者之间的关系，颠覆了大众媒体传统的传播模式和内容生产方式，而且给人类传播活动及生存方式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和影响。

　　一、新媒体的概念和发展现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局长岳颂东提出：“新媒体是采用当代最新科技手段，将信息传播给受众的载体，从而对受众产生预期效应的介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媒体研究中心主任熊澄宇教授在中国网络媒体论坛上指出，“今天的新媒体主要是指在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基础上产生和影响的媒体形态，包括在线的网络媒体和离线的其他数字媒体形式。”[1]

　　新媒体对社会的影响已经深入到社会的各个层面，用户数量也以惊人的速度飙升。截至2009年9月末，我国互联网用户已达3.6亿，普及率达到27.1%，移动互联网用户已达1.92亿，境内网站达到320万个。我国电话用户总数达到10.44亿户，其中固定电话3.24亿户，移动电话7.2亿户[2]。这些数据足以说明，新媒体正在被大众普遍认可并日益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人们的信息传播方式和学习交流习惯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二、新媒体让受众的主动性提高

　　在传统传媒一统天下的鼎盛时期，传播似乎是垄断性的，大众媒体对于公众有着无可比拟的影响力，受众只能是被动的接受和相信媒体提供的信息。但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新媒体的不断涌现，信息和“噪音”越来越多，以一个人的接受能力，根本不可能全部进行接收和处理，同时，在技术上对信息进行筛选、复制和传递已经非常容易，因此，信息接收者按照什么样的标准，通过什么途径，如何选择和过滤信息，又如何屏蔽噪音，在最大程度上决定了信息传送者的传播意图能否实现。这意味着受众在接收信息时的主动性和消费偏好变得日益重要。

　　而在受众与媒体的情感互动方面，传播学研究中曾经有一个“沉默的螺旋”的发现，这一理论表明人们为了避免成为异类，陷入孤独，往往在大众媒体或舆论活跃分子发表了意见之后，不再表达自己与之不同的观点。而在数字加网络的新媒体时代，任何一个人通过互联网、手机等，就可以随时进行信息沟通，甚至成为传统媒体的重要信息来源，人际传播的性质得到凸显和强化，传统的，倾向于无差异的普遍的广大受众，开始分割为气味相投的或者利害相关的“小众”，如各种各样的网络游戏团体、户外旅游论坛、短信交友俱乐部等。在小众中，人们也许更容易找到声气相投的伙伴，以对抗大众传播所造成的“社会孤立”。受众在“小众”的范围内既是信息的接受者，也可能是信息的传播者和讨论者[3]。

　　三、突发事件传播给新媒体带来考验

　　社会学者研究指出，中国目前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同时也是处于人口、资源、环境、效率、公平等社会矛盾比较突出的时期，这一时期也往往是经济容易失调、社会容易失序、心理容易失衡、社会伦理容易动摇的关键时期。中国处于这样的历史阶段，同时还正在进行社会转型，努力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分享，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不同利益集团和得益人群相互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近几年，不仅一般性突发事件频繁发生，而且群体性事件也日益增长。正因为这样，人们对突发事件高度关注，有关主管部门也高度重视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并且将成立专门的机构了解、调查、研究和引导这一极其重要的工作。

　　在突发事件的传播过程中，以新媒体为主的大众传媒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尽管近年来我国媒体在突发事件报道方面有一定突破和创新，大众传媒对突发事件的报道空间不断增大，突出表现在对空难、矿难等重大事故的报道明显增多，灾情信息的公开传播也相当迅速及时，如对汶川地震、玉树地震，河南、河北、陕西、山西、辽宁等地矿难，禽流感和奶粉事件等的报道。

　　但由于长期以来国内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实践上的匮乏和理论建设上的滞后，对新媒体报道突发事件的认识和管理上都存在着种种误区，没有形成一套应对突发事件报道的科学机制。由于制度性安排，对突发事件的报道限制仍然较多、媒体采访困难、报道不及时、相关信息不充分，对于突发事件和群体事件的报道总是处于被抑制、被掩盖的状态[4]。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一是对突发事件价值认识上的传统观念仍存有影响，认为突发事件是坏事，对其进行报道后果是消极的；二是对突发事件报道相沿成习的做法影响，如对突发事件报道要求处理完毕或查明原因后再予以报道，或强调片面的正面报道，以致出现“把坏事变成好事”的不正常现象；三是应对突发事件后果承担责任的有关政府部门和工作人员回避工作失误，以敏感或容易引起社会恐慌为由实行新闻封锁。一旦有重大突发事件发生，往往由新闻宣传主管部门对事件进行微观化管理操作，重内容控制，轻方向调控；强调宣传纪律，忽视传播规律。这种管理模式导致新媒体的主观能动性受到抑制，其社会功能未能得到正视和发挥，新媒体功能结构失调，公共服务职能疲软。

　　我国新媒体对突发事件报道的缺位、失位，直接影响到危机信息的有效传播，造成流言蔓延、谣言四起，并使媒体信誉受损，这在近年发生的多起群体事件的传播中都有体现，“躲猫猫”、“俯卧撑”、“冲凉死”等等，甚至严重影响到党和政府的权威和形象。

　　不过，在一些社会影响较大的突发事件的传播报道过程中，新媒体依然显示了它的强大优势：即时快速的传播手段，跨地域跨时空的广泛覆盖，随时随地的传者与受众的互动等，都让传统媒体相形见绌，例如在央视北配楼火灾事件中，传统媒体基本缺位，手机用户成为第一现场记录者。网络记录表明，最早反映火灾的，是网民“加盐的手磨咖啡”。他自称在事发时恰好路过现场，随即用带摄影功能的手机拍下现场照片。这些照片于当晚21时04分上传到天涯社区博客空间。之后12小时内，这批照片的访问量超过37万次，跟帖达1700多个[5]。从突发资讯传播的速度、深度、广度上，展示了新媒体对于突发事件的传播优势。

　　作者认为，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新媒体因为其无可比拟的优势，将会继续担当突发事件的主要传播责任，影响社会大众。